TIME: The Optimism Bias(英文原文）

方陵生  編譯

    希望是一種偏離現實的非理性的東西，但為什麼我們還是孜孜以求併為此興奮不已？我們眼中的未來總是絢爛繽紛如玫瑰花般美好，是因為我們戴著一副與生俱來的“玫瑰眼鏡”？為什麼我們的大腦有時候會無視所有的負面影響，把天平朝著積極的那一頭傾斜呢？英國研究人員塔利·夏洛特給你一個科學的解釋。

如果我們的大腦神經機制中沒有這麼一種偏離現實的樂觀傾向，可能所有人的大腦都會出現輕度抑鬱。

    人類自認為是理性的生物。我們會小心提防一切，我們遇事會權衡利弊，我們還會未雨綢繆。但是，無論是神經科學和社會科學都表明，我們的樂觀超越了現實。

「情人眼裡出西施」

    一般來說，希望總是比現實更美好。人們往往低估離婚、失去工作或被確診患癌的可能性；人們總是覺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常懷望子成龍之心；人們想像自己有一天會比周圍的同事都更成功；人們還可能高估自己的壽命，有時想像的壽命比實際上多出20年甚至更多。據美國一項統計數字顯示，10%的美國人認為自己能夠活到一百歲，但實際上，美國百歲老人所佔的比例僅為0.02%。

    相信未來會比過去和現在更好，被稱為樂觀傾向。人們在小時候都做過許多“當我長大後要如何如何”的夢，表現出很強的樂觀傾向，其實成年人也是這樣。

    人們可能會認為，暴力衝突、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龍捲風、洪水，以及人生所面對的所有威脅和所經歷的挫折失敗，衝擊著人們的世界觀。在這過程中，樂觀精神會漸漸被侵蝕和消磨掉。以人類全體而言，我們的悲觀情緒在增長，比如對國家提高教育水準和減少犯罪現象的信心，但對於我們個人未來的看法，卻令人難以置信地充滿了彈性。200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70%的人認為這一代人不如自己的父輩那麼成功，但76%的受訪者都對自己家庭的未來持樂觀態度。

    過分樂觀的設想可能會導致災難性的錯誤判斷，比如，它會阻礙我們適時地進行健康檢查，必要時忽略使用防曬霜，甚至有可能作出錯誤的投資決定。但同時，這種樂觀的偏向性也在保護和激勵著我們，它讓我們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沒有這種樂觀傾向，我們的祖先可能就不會冒險遠離自己的部落去開闢新的天地，我們至今仍然可能還是穴居人，蜷縮在洞穴中，夢想著光明和溫暖。

    為了發展，我們需要能夠想像另一種現實，更好的現實。我們需要相信，我們能夠實現這些目標，這種信唸有助於激勵我們去追求自己的目標。一般來說，樂觀之人工作時間更長，掙錢也更多。杜克大學的經濟學家發現，樂觀的人甚至更節儉。雖然他們的離婚率不見得更低，但他們再婚的可能性卻更大，希望戰勝了曾經的不幸經歷。

    雖然更美好的未來往往只是一種幻想，但樂觀情緒在眼前來說卻是有利的。希望讓我們放鬆大腦，舒緩壓力，有益於身心健康。研究人員在對心臟疾病患者進行研究時發現，與不樂觀患者相比，樂觀患者更有可能多服用維生素、多吃低脂肪飲食和加強鍛鍊，從而降低其發病危險。事實上，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明，人類的這種樂觀傾向可能在進化中已經固定在我們的大腦中，成為我們的一種本能反應。對於樂觀傾向的科學研究，是研究人類意識的一個新的窗口，它所顯示的一切有可能燃起一場心理學上的革命，因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的大腦不僅印著過去的記憶，還不斷地受著未來想像的影響。

選擇性忘記過去

    本文作者，倫敦大學學院維康基金會神經成像中心的研究員塔利·夏洛特對研究人類天性中的樂觀傾向感興趣源自於一次偶然。9·11事件之後，夏洛特開始調查恐怖襲擊在人們腦海裏留下的記憶，令他感到好奇的是，在事件發生11個月後的調查發現，人們對當時發生事情的回憶，與他們最初的敘述只有63%是相符的，他們不太能想起一些細節，如航班的名稱等。大腦記憶的失誤從何而來？

    研究記憶的科學家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回答：記憶很容易產生錯誤的部分原因，是因為負責記憶過去發生事情片斷的神經並不單獨為記憶而存在，相反，記憶系統的核心功能實際上是想像未來，讓我們能為未來將發生的事情做好充分準備。研究人員稱，記憶系統回放過去事件的設計並非完美，卻是為我們的大腦靈活地構建未來情景而設計的。因此，記憶作為一個重建過程，細節與其他插入的資訊偶爾會被刪除也就不足為奇了。

    為了證明這一點，夏洛特決定觀察志願者在想像未來時的腦部活動，不是像 9·11這種大事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將觀察結果與自願者回憶過去事件時的大腦模式進行比較。令夏洛特意想不到的是，一旦人們開始想像未來，即使是最平凡的生活事件似乎在未來也會向著最美好的方向發展，平凡的場景被罩上了一層玫瑰色的光彩，一些細節猶如精心打造的好萊塢劇本。

    你可能會覺得，想像未來的一次剪髮行動是非常沉悶無聊的，事實並不儘然。以下是一位自願者對未來一次剪髮的想像：“我準備將頭髮剪了捐贈給“青絲之愛”慈善機構，讓因化療失去頭髮的年輕癌症患者能重新擁有一頭時尚假發，需要很多年我才會重新長出這樣一頭秀髮，我的朋友們和我相聚在一起，慶祝我的這一善舉，我們去了我最喜歡的理髮店，然後又去了我們最喜歡的餐館吃飯。”

    另一位自願者想像乘坐飛機的情景：“我想像著飛機起飛的那一刻，那將是最令我激動的時刻，八小時的航程我可以打個長長的盹，最後當飛機降落在波蘭的克拉科夫時，我們為駕駛員鼓掌，感謝他將我們安全送到終點。”在她的想像中，沒有停機誤點，沒有尖聲哭鬧的嬰兒，在想像的世界裏，一切都那麼美好。

    如果所有的自願者在想像未來時都有這種樂觀傾向，那麼這種偏向性是否與大腦結構有關呢？

大腦中的時間機器

    積極樂觀地想像未來，我們必須首先想像的是未來的自己。想像未來是人類最為非凡的能力，心理上的時間旅行，在想像的時空中來回飄移，盡情暢遊。雖然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這種能力覺得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對不同時空的想像能力對人類的生存至關重要。

    這種能力是進化過程中的一種自然選擇，它讓我們能夠未雨綢繆，在預見到未來有可能到來的艱難生活時，就提前做好保存食物和其他資源的準備，它還讓我們能夠預測我們目前的行為將會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後代。如果我們不能想像百年或百年以後的世界，我們會關注全球變暖嗎？我們會努力爭取更健康的生活嗎？甚至我們會生育孩子來延續人類嗎？

    雖然心理上的時間旅行在生存上明顯佔有優勢，這種意識上的預見性也讓人類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都知道，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死亡在等待著我們。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生物學家阿吉特·瓦爾基認為，意識到人終有一死會將進化引向絕路，這種絕望會干擾我們的日常功能，停止一切生存所需要的活動。人類的心理時間旅行得以在進化過程中應運而生的是唯一可能就是，與非理性的樂觀傾向攜起手來，於是，對死亡的認知與想像美好光明未來的能力並駕齊驅地發展起來了。

    構想未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大腦裏的海馬狀突觸，對於記憶來說，海馬是大腦結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大腦海馬部位受損的患者無法回憶過去，也無法構建未來的詳細圖景，他們的思維似乎被靜止地定在了現在。而我們其他人的意識則不斷地在時空中來回移動，我們的思維可能一時會想起昨天夫婦間的談話，下一刻卻突然飄移到今晚的晚餐計劃。

    人的大腦中有兩個特殊的區域——杏核體(amygdala) 和 rACC( 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掌控著我們的“樂觀神經”，我們的積極心態都來源於此。

    但大腦的時間旅行並不以隨機方式進行，它往往涉及某種特定類型的想法。我們想像我們的孩子如何過得更好，我們想像如何獲得一個好工作，如何攢到足夠的錢買套像樣的房子，如何找到完美的愛情，我們想像我們的球隊會贏得一場關鍵性的比賽，我們想像如何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我們想像自己如何在牌桌上連連獲勝。當然，我們也會想像如果失去親人怎麼辦，工作失敗怎麼辦，我們還會想像是否會死在一場可怕的飛機墜毀事件中。但研究表明，我們大多數人花在想像樂觀未來的心思要比花在想像不幸後果上的心思多得多。當我們想像失敗和不幸時，我們往往還會將重點放在如何避免之上。

    夏洛特在幾年前與傑出神經學家伊麗莎白·費爾普斯進行的調查結果表明，引導我們樂觀地想像未來的是前額葉皮質與大腦深處皮質下區域溝通的結果。前額葉皮質是人類大腦中最近進化的部分，人類大腦這一部分比其他靈長類動物都要發達得多，是人類大腦擁有許多複雜功能的關鍵，如語言能力和和目標設定能力等。

    研究人員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器，記錄志願者想像未來特定事件時的大腦活動，包括高興的事（如某個重要的日子或贏了一大筆錢），或不愉快的事（如丟失錢包或戀愛關係結束），根據志願者們的敘述，對高興之事的想像圖景顯然比不愉快事情的想像圖景來得更豐富更生動。

    這一結果與對大腦另外兩個關鍵區域的觀察結果相符合，一個是大腦的杏核體，也叫腦扁桃體，是大腦深處處理情緒的一個小結構，另一個是前扣帶回皮質喙部（rACC），是前額葉皮層中調節情緒和動機的一個區域。rACC就像一位交通指揮員，調動和強化大腦中的樂觀情緒，越是樂觀的人在想像未來時，這些區域的活動越是活躍，這兩個大腦結構之間的聯繫也更為密切。

    這一發現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正是這兩個區域，杏核體和 rACC，是抑鬱症患者大腦內活動異常的地方。健康的人對未來的預期總是往好的方面想，而嚴重抑鬱症患者的大腦卻往往偏向於悲觀，他們的預期比實際情況更糟，而患有輕度抑鬱症的人對未來的預測卻相對比較接近現實，他們看到的是世界的本來面目。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大腦神經機制中沒有這麼一種偏離現實的樂觀傾向，可能所有人的大腦都會出現輕度抑鬱。

樂觀如何改變現實

    臨床抑鬱症患者的問題是，他們有可能改變未來，消極的預期以負面的方式造成不良的後果。那麼預期是如何改變現實的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認知神經科學家莎拉·本特松，設計了一個實驗，她安排學生進行積極預期和消極預期的實驗，同時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並要求他們完成一些認知測試任務。為了誘導學生產生成功的期望，在他們進行認知測試任務之前，用一些諸如聰明、智慧和伶俐之類的話語鼓勵他們，為了誘導學生產生失敗的期望，她用愚蠢和無知之類的話刺激他們，得到她肯定的學生測試成績顯然更好。

    對腦成像數據進行分析研究後，本特松發現，學生在測試中出現錯誤時大腦不同的反應，取決於得到肯定的鼓勵還是否定的刺激。她觀察到，得到肯定鼓勵的學生在出現錯誤時，前額葉皮層負責反思和回憶的部分活動增強，而受到否定話語刺激的學生，在測試出現錯誤時，這部分大腦活動並未增強。顯然，大腦預期的結果本來就不會太好，出現錯誤與大腦預期結果並無衝突，所以大腦不會因驚訝而活躍起來。

    沒有良好期望的大腦不會發出  “注意，答案出錯！”這樣的信號，這樣的大腦無法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也不太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進步。通過改變我們的表現和行動，期望起到一種自我完善的作用，最終影響到未來發生的事情。然而在通常情況下，期望只是單純地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而並沒有改變世界本身。

    夏洛特舉了一個例子，一位準備到奧地利滑雪度假的朋友從希思羅機場給他打來電話，由於目的地暴雪成災，航班被推遲三天，他的朋友是如何看待這件事的呢？“我想這是一件壞事，但也是一件好事，”他說。滯留機場確實不那麼愉快，但他最後卻說，今天的大雪意味著明天更理想的滑雪條件，他的大腦將滯留機場的不愉快與對滑雪勝地的期盼有趣地聯繫在了一起。

    航班取消算不上什麼悲劇性的事件，但即使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變故降臨到我們身上時，大腦也會自動尋找證據來證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們從來不會去預期失去工作、生病或離婚，當這些事件真的發生時，我們也會往樂觀的方面去想，在經歷不幸的過程中，我們日漸成熟，比如，可能因此而擁有更多的工作體驗，或在未來建立一個更理想更穩定的家庭。以這種方式解讀不幸，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樂觀的期望是正確的，畢竟事情最後還是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即使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變故降臨到我們身上，大腦也會自動尋找證據來證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點石成金”的本領

    如何透過暴風雨的層層黑雲看到一絲光亮？夏洛特和他的同事、著名神經科學家雷·多蘭和塔瑪拉·夏納做的一項實驗中，讓志願者想像一系列病症，從骨折到阿爾茨海默症，並想像生了這些病以後會多麼痛苦，生活會變得多糟糕，同時對他們的大腦進行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然後夏洛特問他們：如果你不得不忍受其中一種疾病的痛苦，你會選擇哪一樣？斷腿還是手臂骨折？胃疼還是哮喘？於是他們重新衡量這些病症哪個相對好受些。幾分鐘後，許多人都從眾多疾病中選擇了一種特定的疾病，志願者們突然發現，他們所選擇的疾病實際上並不那麼太可怕，比如說斷腿，在做出選擇之前認定它“很可怕”，但是選擇了它的自願者會從斷腿的痛苦中發現一線曙光：“如果我的腿斷了，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看電視了。”

    我們的大腦似乎擁有“點石成金”的本領，能將不利轉變為有利，將不幸轉變為幸福。大腦天生會對我們經歷的事情賦予更高的價值，並對作出的選擇充滿信心。在不利情況下被迫作出選擇時是如此，在一些理想條件中作出選擇時也是如此。想像一下你要在兩個同樣有吸引力的工作機會中作出選擇。選擇決定也許很難，但一旦有所決定，奇跡就會發生。你會像大多數人那樣，突然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最好的，其他未被你選中的卻未必有多麼好。據社會心理學家萊昂·費斯廷格所說，選擇後的重新評估是為了舒緩在做決定時因難以取捨而產生的壓力。

    在2009年的一次實驗中，自願者要求想像一次度假，並對80個不同的目的地進行評估打分，然後要求他們從得分相同的兩個目的地二選一，比如，你會選擇巴西還是巴黎？在選定了某個度假目的地幾秒鐘後，再要求他們對所有的目的地重新評估，結果自願者對自己選定的目標評估得分比之前要高，而對放棄的那個目的地的評估得分卻比之前更低。

    腦成像數據顯示，變化發生在尾狀核，一個主管獎勵機制併發出預期信號的神經細胞群，如果我們知道即將發薪水或吃到美味的巧克力蛋糕時，尾狀核就像一個播音員，將資訊廣播到大腦的其他部分，“好事即將到來，準備接收。”當我們收到獎勵時，評估價值迅速更新，比如，要是蛋糕令人失望，它的價值下降，下一次我們對蛋糕的預期值就會降低。

    在實驗中，兩個目的地的選擇一旦作出，尾狀核迅速更新了其信號。在選擇之前，想像希臘和泰國為目的地時，發出的信號可能會是“都不錯”，而在選擇了希臘之後，它播出的關於希臘的信號變成了“太棒了”，而關於泰國的信號則變成了“還行”。

    有時我們會為自己做出的決定感到遺憾，這也是事實，我們的選擇最後帶來失望。但總的來說，當你做出了一個決定，即使它只是一個假想的選擇，你也會賦予它更高的期望價值，並希望這種期望給你帶來快樂。

    對所作決定的肯定可以幫助我們從自己的選擇中獲得更多的快樂，雖然實際上可能很尋常。沒有這種肯定，我們的生活很可能會充滿猶疑：我是否做了正確的決定？我是否要改變主意？然後，我們就會故步自封，猶豫不決，甚至無法再前進一步。

謎一樣的樂觀傾向

    過去幾年裏，對樂觀現象的神經科學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進展，但仍然有一個久而未決的謎。為什麼即使在相關資訊與樂觀期望值明顯相左的情況下，人們仍然抱有這種樂觀傾向？直到最近，科學家才破解了這個令人困惑的謎，在一項實驗中，對同時處理積極資訊和負面資訊的大腦進行掃描時的發現令人驚訝：當人們在學習新東西時，大腦神經元對積極資訊忠實地編碼儲存，以提高樂觀偏向性，但對於不在期望範圍內的負面資訊，則未能成功納入。舉例來說，當我們聽到被人們冠以 “蓋茨第二”美譽的馬克·扎克伯格的成功故事之後，我們的大腦就會產生這種想法：我們有一天也有可能會成為和他一樣的巨富，但在聽到離婚率幾乎高達一半的統計數據時，我們卻不認為自己也有可能步入婚姻失敗者的行列中。

    為什麼我們的大腦天生會這樣？一個很令人誘惑的猜測就是，進化選擇了樂觀，因為總的來說，積極的期望可提高生存幾率。研究發現，樂觀者更長壽更健康，事實也表明，大多數人天生具備樂觀傾向，一些新的數據資料表明，樂觀精神與特定的基因有關，所有這些都強烈地支援了這一假設。然而，樂觀傾向是非理性的，並有可能導致一些不好的結果。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保持樂觀，從樂觀中獲益，同時警惕盲目樂觀可能帶來的隱患。我們相信，明天會是個陽光明媚的好天氣，但若要出遠門，還是要記得帶上一把傘。

    我們對未來的期望值，往往要比現實來得美好。

    10%  十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自己能夠活到100歲，但實際上，美國百歲老人所佔的比例僅為0.02%。

    0%  一項對去申領結婚證的情侶的調查顯示，沒有人認為他們有一天會離婚。

    76%  70%  儘管有70%的人認為自己這代人不如父輩那麼成功，但76%的人都對自己家庭的未來持樂觀態度。

    93%  這一百分比所代表的絕大部分人認為，自身所擁有的能力處在人群整體的前50%。